第一次接觸這一名詞，是在21世紀頭十年的中學課堂上。翻開當時的政治課本，恩格爾系數的含義和作用作為重點知識被要求牢牢掌握。

印象尤為深刻的是，與其他數據總是追求“越高越好”不同，教材上明確指出，恩格爾系數應該“越低越好”。“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系數都有所下降，表明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隨手搜到的某教材有關恩格爾系數習題的標準解答。

中國恩格爾系數40年內縮減約一半

與國民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等當時一同出現在課本上的“新名詞”相比，恩格爾系數的歷史要悠久得多。按照國家統計局官網提供的資料介紹，這個系數是以19世紀的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命名的。

恩格爾系數，通常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傳統上來說，國際上常常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人民生活水平的狀況：即一個國家或家庭生活越貧困，恩格爾系數就越大;生活越富裕，恩格爾系數就越小。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為溫飽，40%~50%為小康，30%~40%為富裕，低于30%為最富裕。

從數據上來看，以作為改革開放起點的1978年為例，當年中國城鎮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311元，恩格爾系數為57.5%;而當年中國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生活消費支出為116元，恩格爾系數為67.7%。相比之下，2017年我國城鎮和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分別為28.6%和31.2%，都減少了大約一半甚至更多。

對照之前提及的標準，1978年中國的城鎮剛剛邁入溫飽的門檻，而中國的農村還處于貧困狀態。短短40年里，為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能夠發生如此歷史性的轉變?

“最主要的特點就是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城鄉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老百姓收入不斷增長，財富不斷積累。中國從過去的溫飽階段逐步發展過渡到小康，再向全面小康邁進。”當被問及為何中國恩格爾系數能夠逐年回落時，毛盛勇在記者會上給出這樣的答復。

從1978年在60%上下徘徊，到2017年低于30%，中國的恩格爾系數共走過了由“5字頭”到“4字頭”、由“4字頭”到“3字頭”、由“3字頭”到“2字頭”的多個臺階。

經過簡單計算發現，從1978年有恩格爾系數的相關統計開始，中國將城鎮恩格爾系數降低到50%以下水平花了18年。在這18年間，中國城鎮年人均消費支出從1978年311元上漲到了1996年的3919元，大約上漲了11.6倍，在支撐消費多寡的城鎮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相關數據也從1978年的343元上漲到了1996年的4839元，大約上漲了13.1倍。

而在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決定收入和消費的人均GDP數值方面，中國的整體數據也從1978年的385元一路上升到5890元，大約上漲了14.3倍。從這一階段的數據上來看，中國城鎮恩格爾系數的走勢還是和經濟發展的水平大體保持“負相關”性的，也就是說經濟數據的增長確實反映在了城鎮恩格爾系數的下降上。

因此恩格爾系數除了判斷居民生活狀況外，也可以從側面反映出物價和通脹水平。

食物消費占比少了交通住房相關消費占比多了

我們搜集了1998與2016兩個年度的中國城鎮居民消費構成數據。簡單比較可以發現，在這兩個年份中，食品有關支出都是占比最大的消費類別，但2016年與1998年相比，即便在食品統計口徑中加入對煙酒消費統計的情況下，食品支出占比依舊從44.7%下降到29.3%。那到底哪些消費的增長補足了空缺呢?

在這兩個年度的數據中，有兩項數據占比增長搶眼：一是交通通信領域的相關支出。1998年，中國城鎮居民在這一項上平均花費了257.15元;而到2016年，這一數字上升到了3173.9元，占比從約5.94%上升到約13.75%。

交通通信領域消費包括機動車購買、燃料和維修支出;固定和移動電話購買、電信服務、郵遞和快遞服務消費等內容。記者發現，在這18年間，我國總體機動車保有量、移動電話用戶和快遞業務量等指標均出現爆發性增長，這無疑對相關消費的大幅度增長起到了助推作用。

例如，1998年，中國擁有230.65萬私人載客汽車。到了2016年，這一數字已經增長了近63.5倍，達到了14869.27萬輛。同樣是1998年，中國約有2300萬戶移動電話用戶，18年后，中國移動電話用戶數已經達到約13.2億戶，相當于平均每一個中國人都接近擁有一部移動電話。而快遞件數也從不到1億件上升至312億件。在18年內總人口增長不超過2億人的大背景下，如此迅猛的指數型增長必然導致相關領域人均消費額的大增。